销售时政是指在销售过程当中，对当前政治情势和政策的掌控和理解。它触及到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干的市场动态等方面的内容。

对销售人员来讲，掌握销售时政是十分重要的。

1.它可以提升销售人员的专业素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更准确地掌控客户需求；2.销售时政也能够帮助销售人员预测未来的市场趋势，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销售时政也能够提升销售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销售时政不但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也是销售人员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之一。

[论宋代的出版管制] 同人 出版管制

宋代出版业兴盛，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出版管制措施，主要表现在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与出版管制的方式两个方面。其一，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主要有：禁止刻印、销售议论时政、军事边机的书籍；禁止刻印、销售宗教异端等书籍；禁止刻印、销售违背儒家经义的书籍；在派别斗争中禁止刻印、流传反对派的书籍；国家垄断《历日》的印刷权。其二，出版管制的方式是：采取书稿审查制度；普遍实行违禁刻书告赏法；对违禁雕印、销售、传播图书者予以惩罚。

[关键词]宋代；出版管制；书稿审查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097－07

方宝璋(1951－)，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财经监督史；高月梅(1985－)，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变迁与历史经验。(江西南昌330013)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宋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70971057)的阶段性成果。

一、宋代出版管制的历史背景

(一)宋代造纸技术和印刷业的进步

宋代造纸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有较大的改进：一是能把各种造纸原料，如楮皮、麻、竹、桑皮、藤、苔、麦茎、稻秆等捣碎，沤成纸浆；二是纸浆沤成之后，以纸模(抄纸器)抄纸浆，并把纸浆从抄到墙壁上晾干改到在熏笼中焙干。这种技术上的改进，使宋代所生产的纸韧性强，厚薄均匀，纸幅比前代增加了很多，而且产量也很大，为书籍的印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纸张。

与此同时，宋代的印刷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庆历年间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广泛使用木版雕刻的同时，还出现了铜版雕刻。宋代印刷的书，刻印精致，墨香纸润，校勘严谨，为后世藏书家、版本学家所重。

(二)宋代右文重儒政策

宋代历朝皇帝都实行右文重儒的政策。如：宋太宗以“锐意文史”而见著于史册，面对“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宋真宗即位后，“道遵先志，肇振斯文”，继续把右文重儒作为宋朝的基本国策。朝廷为了促进地方州县文化水平的提高，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许曲阜先圣庙立学，又赐应天府书院额，是为州县置学之始。

北宋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兴学。第一次是在仁宗庆历新政时，朝廷在全国大规模兴学，以赐学田为优惠政策，劝导全国州郡普遍设立学校，并配备学有所长的教师，初步规定了学制。第二次是在神宗熙丰变法时，王安石编写教学大纲，编著新的科举教材《三经新义》，立太学生三舍法，使太学学制不断完善严密。第三次是在徽宗时，朝廷把兴学重点放在兴办县学，解决县学办学的经费、校舍、食粮等问题，为县学的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南宋高宗时，虽战火连绵、动荡不安，但朝廷仍然不忘把兴学作为重要国策。绍兴二十五年(1155)，秘书省正宗张震就指出：“陛下(宋高宗)临御以来，兴学校，制礼乐，天下学士靡然乡风。”

(三)宋代出版业的兴盛

宋代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右文重儒政策为出版业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宋代出版业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宋代的出版业大致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由官府主持刻印的书，称为官刻本。官刻本又有中央与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以国子监所刻的书最为著名，地方所刻的书最多的是公使库本，其又依官署的名称分为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等。此外，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也有刻书。官刻本主要是儒经、正史、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二是由私人出资校刻的书，称为家刻本。宋代私人刻书的风气盛行，私人所刻的书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等为标记。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所录岳氏之相台家塾、廖莹中之世采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等32家。宋代家刻本大多数也是儒经、正史、诸子、文集等，很少有医学或科技类的书。因此，家刻本与官刻本所刻书的种类大致相同。三是由一般书商所刻的书，称为坊刻本。宋代坊刻本的书印刷量最大、散布的范围最广。如福建麻沙、崇化地区盛产竹木，故造纸业发达，又产木质柔软易于刻版的榕树，致使号为“图书之府”。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福建本几遍天下。”宋代坊刻本都以书商字号著名，称某某书堂、书铺、书肆或书籍铺、经籍铺等。坊刻本与官刻本、家刻本有一重要不同：官刻本和家刻本不以赢利为目的且内容均以儒经、正史等为主，代表着官方的主导思想；而坊刻本因以赢利为目的，大多是民间平时常用的书和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书籍，还有科举考试所需的帖括、策论、字书、韵书、类书、文选以及所谓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的经书和子书等。由于坊刻本所刻内容庞杂，故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一些内容甚至与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严重者直接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宋朝对出版活动的管制也逐渐加强并成熟。

二、被管制书籍的类型

(一)禁止刻印、销售议论时政及边防军机的书籍

宋朝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但却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时战时和。可是，这并不影响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边境上的“互市”使宋朝的图书源源不断地流入少数民族政权境内，其中一些臣僚议论时政得失及边防军机的奏章、札子、会要、国史、实录等有关国家机密的文字，流传到敌国，对宋朝的军事、外交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对此，宋朝采取了禁止此类图书出境以及不得予以雕刻印刷的管制政策。

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图书成为宋辽榷场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一些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也随之过境。对此，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九月规定：“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可是，尽管宋廷再三强调“卖书北界告捕之法”，但“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这种形势更加严峻。“北戎和好(澶渊之盟)以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此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这种情况促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检视原来仅在市场上控制图书过境的政策思路，转而将重点放在禁止内容涉及时政及边防军机图书的出版环节上，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为此，欧阳修指出：“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针对这一情况，他建议朝廷“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欧阳修的奏言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康定元年(1040)五月，宋仁宗下诏：“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