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抽签”是指在进行随机抽取时，由第三方机构或人员对抽取进程进行监督和确认，确保抽签结果公正、公平、透明的进程。常见的监督抽签包括公证抽签、仲裁抽签等。

例如，在选举中，为了保证选民的权益和选举的公正性，会由选举委员会或相干的公证机构对投票进程进行监督，并进行公然透明的记录和报告，这就是一种监督抽签的方式。又如，在司法诉讼中，法庭也会约请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对证据的搜集和显现进程进行监督和审查，以确保程序公正、判决公正。

因此，监督抽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公正和透明机制，可以有效避免做弊和舞弊行动的产生，保护公众的利益和权益。

公务员考试监考人员是什么单位的

公务员考试监考人员的由来如下：

考官的人员构成由用人单位的领导（一般为副县处级及以上人员），组织部、人社局以及兄弟单位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

公务员面试考官实行全员异地交流，它是指各地的面试考官异地参加监考。比如A市的到B市去，B市的到C市，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考试的公平性。

同时为了减少作弊的可能性，公务员面试采取双盲抽签的形式，即考试当天，面试官们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在哪个考场担任面试官，同时，考生也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自己在哪个考场进行考试。

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场规则：

一、在考试开始前4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身份证放在桌面上。

二、开始考试30分钟后，不得入场；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出场。

三、考生应严格按照规定携带文具，开考后不得传递任何物品。

四、除规定可携带的文具以外，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计算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及纸质资料带至座位。已带入考场的要统一放在放包处（电子设备须关闭电源）。凡发现将规定以外物品带至座位的，一律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五、试卷发放后，考生须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用黑色墨水笔准确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位置填涂，不得做其他标记；听统一铃声开始答题，否则，按违纪处理。

六、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误，页码序号不对、字迹模糊或答题卡有折皱、污点等问题，应举手询问。

七、考生应严格按照试卷中的答题须知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按零分处理。

八、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严禁交头接耳。保护好本人的试题本、答题卡避免他人窥视。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被甄别为雷同答卷的，考试成绩无效。

九、考试结束铃响，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经监考人员清点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将试卷、答题卡、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按违纪处理。

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对无理取闹，辱骂、威胁、报复工作人员者，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

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锦衣卫的胡作非为，使朝野忿愤不满，朱元璋自己也发现锦衣卫恃仗特权，严酷凌虐，势力日大，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了锦衣卫，并宠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纲便又大行间谍特务活动，四处布置密探耳目，时时侦察或刺探，甚至栽赃诬陷，又使锦衣卫的恐怖特务统治死灰复燃。明英宗复辟后，更是利用纵容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时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明朝除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关外，还有并称"三厂"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一面废除洪武诏令不用，恢复了锦衣卫诏狱，一面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了另一间谍特务机构，即东厂。其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并命亲信太监为东厂提督。人们将锦衣卫和东厂并称为"厂卫"。东厂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最狡猾最狠毒的特务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侦探间谍的称呼)数千人，分赴各官衙和各地从事监视和侦探。

值得指出的是：朱棣在控制、驾驭间谍机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手段。他一方面让锦衣卫人员调入东厂，一方面又暗使东厂提督监视锦衣卫，使厂、卫两家互相牵制，不得擅权，并都单独直接向朱棣负责报告，从而使朱棣得心应手地控制调动厂卫两家为其服务。

明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又设立了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其规模比东厂大一倍。汪直"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汪直上任不久，朝野各地便深受西厂特务的监视、诬告、酷刑之苦，大学士商辂冒死上奏道："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得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宪宗表面上对商辂大发脾气，但内心对汪直的权势开始提防。由于东厂太监提督尚铭不服汪直的指挥，便决定先发制人。他派"番子"暗中时时跟踪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然后立即密告明宪宗，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了西厂和汪直。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

1508年，刘瑾又秘密设立了另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自己亲自任提督，其权势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锦衣卫、东西厂也都在内行厂的监视控制之下。明代的间谍特务机构至此达到顶点，刘瑾也因此被称为"立地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

刘瑾操纵"三厂一卫"，对朝野进行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毛举宫僚细过，散布校尉(即间谍)，远近候伺，使人救过不瞻"。间谍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诬告冤死的官民达数万人之多。譬如为明王朝立有汗马功劳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得罪了刘瑾，当场被拖下去痛打五十大板，并贬官流放至边远地区。心胸狭窄的刘瑾还是不放过他，暗遣内行厂"番子"在路上跟踪窥伺王守仁，欲乘机刺杀他。王守仁绝望之下，只好在深夜假装投河自杀，留下了绝命诗，并浮帽子、鞋子于水上，这才摆脱了"番子"的盯梢，拣回了一条命。当时之人，听见"内行厂"三个字，无不毛发耸然，惊恐万状。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朝廷文武大臣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御任监军张永乘明武宗酒醉之时，单独告发了刘瑾的谋反阴谋，促使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当明武宗得知从刘瑾家中搜出了金银珠宝数百万、一枚伪玺及衮衣、玉带、兵器等禁物，特别是发现刘瑾时时拿在手里的扇子中竟藏着两把微型匕首，明武宗大发雷霆，下旨将其押往诏狱审判。不久，刘瑾和他的亲族十五人以及党徒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使杨玉等全部被处死。西厂和内行厂也全都被撤销。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太监魏忠贤阉党专政，间谍特务恐怖统治之祸亦随之而来。魏忠贤派亲信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派出千余名"番子"四处侦探，名为"打桩"，此外还勾结京城的流氓无赖，鼓励告密，名为"打事件"。凡告发一件事，便付一定的赏钱，名为"买起数"或"买事件"。在朝廷各衙门中都派有东厂"番子"监督，名为"坐记"；凡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到场监审，名为"听记"。如"听记"未到，则不得开审。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厂卫之毒极矣"。

东厂的特务侦察任务是在每月初一以抽签的方式分配。数百名"番子"轮流抽签，抽到哪支签，则去监视侦察某一对象，时间为一个月。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在深夜从宫门缝中投入，再由宦官直接呈送皇帝，所以皇帝对全国各地之事随时巨细皆知。魏忠贤也因此倍受恩宠，号为"九千岁"。其门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臭名昭著的阉党骨干。他们把持朝廷大权，无所不为。副都御史杨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也由此遭到魏忠贤东厂"番子"的诬告，终被活活折磨而死。从此，朝臣或趋炎附势，或缄口不语，外臣也纷纷奉承拍马。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畔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普德祠。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精巧，与宫殿一般。祠中的魏忠贤塑像，用纯金铸成，连腹中五脏六腑都是用珠宝玛瑙制成，衣着华丽，与帝王相差无几。

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朝野官民纷纷上疏奏劾。崇祯帝责问潘汝桢为魏忠贤营造与帝王同等规模的普德祠一事，嘉兴贡生钱嘉徵又上书列举魏忠贤利用厂卫犯下的十大罪状，要求清除魏门奸党。魏忠贤惊恐之中，畏罪上吊自杀。崇桢帝下诏分其尸首，悬其首级示众。但是，崇桢帝却又派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止"。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厂祸也与卫祸一样，同时走向灭亡。

明朝的间谍特务机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三厂一卫"的间谍特务机构，非但没有加强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反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力量，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间谍机构及其活动的畸形发展状态。间谍机构的多方设置和职责界限不明，又造成了各机构之间彼此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邀功的混乱局面，使间谍侦察活动畸变成为诬陷造谣行为，使审讯演变为逼、供、信的严刑拷打。真实性大打折扣，真伪混杂，难辨一是，从而导致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