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籍的高官有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

1、 赣州原市长、现任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

2、 江西省政协主席韩葆新。

3、 会昌县委副书记、县长谢景林。

4、 会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云龙。

5. 会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玉东。

6、 会昌县人民法院院长刘华。

7、 会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大勇。

以上内容都是会昌籍的高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没有姓邢的名人

古老而光辉的邢姓，名人载满史书。

如：三国时有邢贞，太常奉策；北齐有邢峙，国子助教；魏文帝时的邢庸，南北朝时的邢邵，唐乾天年间的邢济，会昌年间的邢群，真是不胜枚举。北宋有邢禺；明朝有邢献之；清朝有邢谢；当代有邢西萍、邢崇智、邢兆棠、邢燕子，解放军将领邢士第，哲学家邢贲思，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等。

邢劭：河间鄚人，北齐官吏、文学家。十岁能属文，少年聪慧，才思敏捷。官至国子祭酒、太常卿兼中书监。文章典丽，富于收藏。有《邢特进集》。其兄邢臧官至濮阳太守，清慎奉法，有令名。

邢杲：河间鄚（今属河北省）人，北魏末青州流民起义首领。公元528年起义于北海（今山东省潍坊），自称汉王，年号天统，拥众十万，威震各地。后被镇压。

邢颙：河间鄚人，字子昂，其性情高洁，时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真雅士”，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司隶校尉、徙太常等，并被曹氏父子赐封为“关内侯”。

邢群：唐会昌年间在任户部员外郎处州刺史时，清正廉明，吏人畏之，百姓敬之，在其离任之日，百姓扶老携幼含泪送别。

邢焕：开封祥符（今属河南省）人，宋代大臣。其女为康王赵构之正妻。高宗即位后，封其女为皇后、其官历任枢密都承旨，庆远节度使。

邢昺：字叔明（932-1010年），宋代济阴郡人。太宗时擢九经及第，累官金部郎中，至礼部尚书。真宗初，设翰林侍讲学士，昺任此职，帝命昺坐讲《春秋》于殿上，并参与校定三《礼》，三《传》等。

邢宽：庐州府无为（今属安徽省）人，明代官吏。永乐年间中状元，本来孙曰恭第一，帝以“曰恭”乃“暴”，而邢宽为刑宽，故点为状元。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署国子监事。

邢侗：字子愿（1551-1612），临邑（今属山东省）人，明代书画家。万历进士，官至陕西行省太仆卿。善画能诗文，尤以书法著名。其字为海内所珍，与董其昌、朱万钟、张瑞图并称。有《来禽馆集》。

邢澍：甘肃省阶州人，清代官吏、史学家。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江西南安知府。好古博闻，精考碑版，工行楷。与孙星衍同撰《寰宇访碑录》，另有《关右经籍考》、《两汉希姓录》、《金石文字辨异》等。

邢居实：郑州阳武（今属河南省）人，北宋诗人。幼以奇童称。八岁作《明妃引》，知名于世。年十六、七又以文章驰名。有《呻吟集》。

邢抱扑：应州（今山西省应县）人，辽国大臣。历官政事舍人、翰林学士、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后拜参知政事，按察诸道守令。屡决滞狱，以平民冤。官终南院枢密使。其弟邢抱质，亦同朝任高官。

邢增捿：绍兴府新昌（今属浙江省）人，明代医药学家。屡试不第，弃儒学医，处方多灵验。有《医案新法》、《本草辑要》、《伤寒指掌详解》、《脉诀删补》。

邢契莘：浙江省嵊县（今峰州市）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考取清华第一期官费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大学选修造船造机系。

古代的状元官有多大？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右谏议大夫4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左相。《新唐书·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则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匦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匦，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为“申冤”，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为“通玄”，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1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复旧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又有给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旧唐书·李藩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新唐书·百官志》说，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讼，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2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陛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螭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左补阙6人，从七品上；左拾遗6人，从八品上；典仪2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4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4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节以颛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通鉴》卷238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三、尚书都省

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新唐书·百官志》说：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载，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左右丞下，每部有4个属司，共24个司。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代例不复置。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日常事务，《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郎中为左右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单独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会要》称左右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时，唐太宗曾规定：“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左丞统吏、户、礼三部；右丞统兵、刑、工三部。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方下达到有关部门。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这样，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

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其中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吏部听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资历、才能、功劳、德行、言辞、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注批”，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四司官员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司封郎中，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官员死亡后，史官要为其立传，太常要议谥，若要铭于碑者，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户部，掌天下财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钱谷、贡赋等，所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与中书门下省议定上奏；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所属有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本省尚书、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员外郎，掌诸蕃朝谨之事。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这样，礼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选授、考课、主持武举，以及军令、军籍和中央一级的军训，但并不直接带兵。所属有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诸事；一人判簿籍及军戎调遣之名数。

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皆为尚书、侍郎之副；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戎，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蕃客至，鸿胪寺先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上奏，并送副图于职方司，殊俗入朝，则图其容状及衣服样式通达于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库部郎中、员外郎，掌兵器、卤簿仪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诸案件，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凡是审理大案件，可用尚书侍郎之名义与御史中丞、大理卿组成“三司”，共同参议。国家发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单；都官郎中、员外郎，管理俘虏，奴隶的簿录，给以衣粮医药，并审理其诉讼事件；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等事；司门郎中、员外郎，管理门禁关卡出入登记，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国家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之政，以及诸司官署办公所需纸笔墨之事。所属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员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之职田、诸司官署公田的配给；虞部郎中、员外郎，掌苑囿、山泽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给和畋猎之事；水部郎中、员外郎，管理河流过渡、船舻、沟渠桥梁、堤堰、沟洫的修缮沟通，以及渔捕、漕运诸事。

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地位很高，据《通鉴》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高官权臣的兼职，不能具体处理本部事务，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实权。唐代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担任某部尚书，并不等于熟悉这部的职务，而只是由于资格的关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书基本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身分，而不一定说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四、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1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贞观以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往往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廉察，以四十八条监察州县官员。唐肃宗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东都洛阳设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务，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备。

在御史台内设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职，合称“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6人，掌纠举弹劾百僚，推鞠狱讼、知公廨等杂事。所谓推鞠狱讼，是指对被告发官员进行审理，这主要是“制狱”，即皇帝亲自命令办理的案子。弹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规指控官员的不法行为。知公廨杂事是指处理台内日常杂务。这一职务一般由资格较老的人担任，称为“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一切事务由他专决，所以也称为“台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侍御史直接处理台内事务，“杂端”的权力就减少了。殿中侍

看到这题目，唐代一个叫卢文焕的状元估计要笑了，还是醉眼朦胧的笑：多大官？老子酒都喝不起，你来说说，做了状元能当多大的官。

是的，不是每一个状元郎都能当大官，也不是每一个状元郎都有大好前程。

虽说，状元能当大官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但还是有很多寂寂无名，一生踌躇不得志。

今天，我们就聊聊状元郎，看看成为状元要经历什么，成了状元郎，会做哪些工作，历史中的出名状元和奇葩状元都有哪些。

1、状元是怎样炼成的

成为状元太难了，整个中国历史，第一个状元是唐高祖时期的孙伏伽，中状元在622年，最后一位状元，叫刘春霖，是1904年的状元。

在整个1282年间，中国各大一统王朝，出现了508位文状元，加上辽、金、西夏、太平天国、大西国、五代十国合计有148位文状元，总计656位文状元。

这656位，分摊到1282年里，两年左右一个。

看着这概率，要比如今买彩票中500万难太多了。

那个年代，如果想成为一个状元，你得历经重重考验。

1、秀才

这是第一关，你老爹想让你当状元，第一就是要培养你从小读书。

于是，学习不好的一批刷了下来，穷的上不起学的一批也刷了下来，朱元璋那样的只能放牛。

你如果学习尚可，家里也能供得起你上学，你要继续学习，就得过了第一考验：参加童试。

这是读书人的第一大考，要三年二考，经过三道关：

县试、府试、院试

三道关，过了前两关，就叫童生，第三关也过了，你就有了正式的名号：秀才。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头疼，妈呀，考个秀才也这么难吗？

当然，当了秀才，就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官府有优待，不上税，见了县官老爷不下跪，乡里、村里有红白喜事，写个对联，记个账，相当重视呢。

秀才不是官，但对秀才的尊重，那是不小的，说白了，这就是在乡村的知识分子。

就为了这么一个秀才的名号，有些人，胡子都熬白了，都还考不上。甚至有爷爷和孙子一块考秀才，父亲和儿子一起考秀才的奇事。

当你成为秀才后，就有了考取举人当官的资格了。

这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人了，家里父母不让你干活，家里兄弟们让着你，家里老婆小鸟依人，红袖添香，一切看起来很幸福。

但是，此刻的你心不会太轻松，因为大家的意思很明白，继续加油，考个官老爷出来。

2、举人

如果你有幸成了秀才，伙计，你往后余生，就要奔波在考举人的路上了，因为谁也不会甘心当个“半成品”，你甘心，家里人也不愿意。

考举人的试，叫做“乡试”，你铆足了劲，恨不得一次就考下来。

兄弟，不要着急，搞不好，你会栽跟头的，君不见，有多少人倒在乡试的道路上。那个范进，中了个举人，都疯了。

你要冷静，你要合力安排，你要调整好情绪，一旦获得举人，那会让你的生活彻底改变，从此，你可以当官了。

可是，这“乡试”三年一次，你一次考不中，就要等三年，二次考不中，就地等六年。考中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

太熬人了，但你别无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要挤破头也得过河。

不过，“中举”只是秀才们美好的愿望罢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名落孙山，因为它比童试难太多了。

如果有幸，你杀将出来，成了举人，那么，到处都有人叫你老爷，乡里的人都是低着头和你说话，老爷子和兄弟们成天在外，有的牛可吹。

而老婆的危机感来了，因为你有工资了，还不上税，你可以养活一家人了，说不上还会纳妾。不过，举人的工资和正式官员比，还是少了不少。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中了举一定可以当上官，不是一定，而是可能。

如果你有认识的官员赏识你，那么可以当官。如果你家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你也可以当上官。或者，你所在区域从举人中招公务员，你也可以前去。

举人一般能做个八九品官员。

清朝重臣左宗棠，一生就卡在举人这里，始终没敲开进士的大门。如果不是确实有才，而且有贵人提携，他是上不去的。

3、进士和状元

好了，举人你也当上了，接下来，可以做最后的一搏了，参加“会试”。

这是国家级别的考试，一年录取三百多，只要考中，恭喜你，你就是贡士了。

有人说，贡士就是进士吗？不是，他们之间差一次“殿试”。

当你成为了贡士之后，你的人生就稳当了，就等殿试了。

殿试，按原则讲，是有皇帝亲自出题，亲自考试的，那是为自己挑选终极人才啊！但是，实际又不一样，殿试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

也就是说，皇帝老大做个选择题，随便选个考题，就可以开始了！

殿试过后，就要排出名次了。

一般来说，北宋之后，参加殿试的所有贡士都能成为进士。

但是，这个殿试的成绩并不会决定是不是状元，因为要过皇帝这一关。

最后的状元、榜眼、探花，则是皇帝指定的，也许，皇帝按照大臣报上来的成绩认可前三名；也许，皇帝看谁长得顺眼，就点谁；也许，皇帝仅仅是看那个进士的名字好，就点了状元。

例如，朱元璋，曾经做梦梦到一个姓丁的当了状元，醒来后，就挑了一个姓丁的做了状元。

乾隆皇帝，就因为一个人叫“胡长龄”，感觉寓意很好，就点了状元。

总之，一个人要成为状元，无不经历重重险阻。

就像历史中的很多名人，才华没得说，但离状元的距离还很远，甚至进士都不是。

像李白、杜甫等，就没有达到学业的最高端，左宗棠这样的人，连进士都不是，这到哪说理去？

当了状元，就一定能当大官吗？

不一定，状元当中的水货多了去了，平庸的人也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写起八股文头头是道，做起官来缺点多多。

当你成为状元后，吏部官员马上行动了，开始安排工作，或者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总之，就是成为了京官。

状元刚开始的时候，被封的这些官，一般是从六品，也有七品，官职并不高，但所在单位可是受人瞩目，常和大人物打交道。

初次封了官之后，再往后，就看个人的造化了，一是看能力如何，二是看人脉情况如何，三是看皇帝欣赏如何。

这三者会真正决定前程。

就拿唐朝来说，唐朝的148位状元中，能做到尚书和宰相级别的，也就二十多人，大部分都是达不到顶级官位的。

至于其它大一统的王朝，状元能当高官的，也是数量有限。

从唐初开始，到清末，在656位状元中，能成为惊才绝艳之辈的，也就是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吕蒙正、文天祥、胡广、杨慎、翁同_、张謇等十几人而已。

不过，大多数状元虽然不能到达顶级官员，但二三品的状元，还是出现不少的。

这些状元中，论升职最快的，就是明朝的彭时，当了一年的七品官，然后发生土木堡事变，因为官员短缺，从7品一跃成为了从一品的兵部尚书，这是所有状元中升迁最快的。

升迁最快的，不代表位置最稳的，他很快就因不能胜任，从从一品降为了五品官员。

而夺门事变后，朱祁镇重新上位，凡是朱祁钰重用的统统降职或下课，而彭时因为被朱祁钰降过职务，因此，又被朱祁镇任命为兵部尚书。人生真的是充满着大喜大悲啊，这过山车坐的，韩大叔心惊肉跳。

前面提到的那位落魄的唐朝状元郎卢文焕，就是因为长期官位低，然后醉心于杯中之物，最后连酒都喝不起。

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需要目标远大，柔韧性和坚持力比较好，做事比较会变通，人脉关系处理适当的人才，而状元中的一些，孤傲且迂腐，死认圣人之言，只会死搬硬套，实际干起事来一塌糊涂。

因此，状元郎们的发展，并不是个个高官得坐，并不是人人选筹帷幄，出色的只是一部分。

总之，当了状元，仅仅是拿到了一个进入高层的门票，但能不能进入内阁，或者当首辅，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因此，状元的做官起点是：从六品左右的官员，但终点就是一品官员。

不过，也有终点是国主的，西夏有位姓李的状元，唯一的状元，后来当了西夏国主，这是个例。

其实，状元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不是你出身名校，就一定能有大出息；也并不是文化越高，贡献和成就越大。

3、那些具有突出特点的的状元们

历史当中，出现的状元们也是各有特色，下面我们盘点一二。

一、连中三元者

在历史大潮中，能够连中三元的，就是乡试得了第一的解元，会试得了第一的会元，殿试得了第一的状元，这样的人，出现了14个，几乎一百年才出一个。

连中三元者，唐朝有2位：张又新、崔元翰；宋朝比较多，有6位：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有1位：孟宋献，元朝有1位：王宗哲；明朝有两位：黄观、商辂，清朝有两位：钱檠、陈继昌。

二、当了驸马的状元

很多人电视和小说看得太多了，认为状元郎大多能成为驸马爷。

实际上，几百位状元郎中，娶了皇帝女儿，成为驸马的只有一位，他就是郑颢，它是大唐会昌二年成为了状元，当了七年官后，被宰相推荐给了唐宣宗，娶了万寿公主。

三、唯一的女状元

在大一统王朝里，没有出现女状元，而太平天国体制下，出了一位女状元，名叫傅善祥。

1853年，太平天国开启女子科考，傅姑娘考了个状元，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状元。

只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此女子也不见了踪影，估计隐姓埋名，过起了新的生活。

四、武状元的情况，以及武状元成了宰相的那位

历史各个王朝中，主要是文状元，但武状元的选拔，也是有过不少次的，在历史上，武状元出现了185人。

武状元并不像文状元那样形成可持续的系统选拔，根据王朝不一样，重视的程度也不一样，清朝的武状元比较多一点，其它朝代的武状元数量并不多，这反映了对武状元的重视还是不够。

武状元中最为出色的无疑是郭子仪，他因为武状元而入仕途，后立下无数功勋，最后官至宰相。这是唯一一位，武状元成为宰相的例子。

五、第一位状元，和最后一位状元

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是唐高祖李渊时期的孙伏伽。

此人在622年考取了状元，参与了后期的玄武门之变，大腿抱得很准。

后来官运恒通，担任了户部侍郎，拜大理寺卿，出任陕州刺史等，看得出来，这状元郎最后成为了一方大吏，做得不错，在公元658年去世。

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是清朝的刘春霖，他是1904年的状元郎，他当了状元后不久，就被送到了日本公派学习，三年后返回，担任过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又过了四年，清朝倒了，刘状元成了袁世凯政府的官员，后来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担任过北洋政府直隶省的教育厅厅长，徐世昌很欣赏他。

在徐世昌的提携下，两次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因而名声响彻华夏。

刘状元是个书法高手，而且也有强烈的爱国情节，当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邀请他担任“满洲国教育部长”、“北平市市长”等职务，都被他拒绝了。

1944年，最后的状元刘春霖去世，从此，华夏再无状元郎。

回到开头，状元能当多大的官呢？

初入仕途，是从六品左右的官员，后面的发展看自己的造化了，也许是官居一品，也许官居二三品，还也许是常年四五品，更也许一直是从六品左右。

能当多大的官，不是“状元”这个称号决定的，而是有他的能力和发展决定的，或许还有几丝的运气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