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为什么反对儒家思想-韩非为什么反对儒家

韩非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法治为核心，强调以武力保持社会秩序。他对儒家的思想持反对态度，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和行动规范其实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是可能致使社会混乱和不稳定。他认为，儒家过于重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而忽视了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以法治国，通过严格的法律来束缚人民的行动，保护社会稳定。

为什么韩非子反对、批判儒家道德礼乐制度呢？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为秦始皇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中国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说到和谐，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温文尔雅，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思想的儒家或者是提倡“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清净无欲”的道家还有提倡“兼爱”“非攻”“尚贤”的墨家。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以“法”“术”“势”来统领万民，对百姓实施刑法，以严厉的刑罚来统治国家的法家。但是事实上，韩非子以其著作为人们构造了一个并不遥远的美好的社会。他喜欢告戒帝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治国安邦，使国家和谐安定。十分具有可行性。而儒、道、墨的理论只是一个很空泛的理论。在现实社会还很难能够实现。而法家的思想很具有现实性.

韩非子阐述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不适用的原因。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1）他认为“古者，今不用”。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代的尧为帝王的时候，主动把帝位禅让给舜。这被儒家认为是仁义谦让道德高尚的表现，而韩非子却认为，尧做帝王的时候，吃的是野菜糙粮，住的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屋，穿的是粗布兽皮，而现在的犯人的吃穿都不他差。舜做帝王的时候，手里拿农具干活在人民之前，大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而现在奴隶的劳累都不比他苦。因此他们让出帝位是去处犯人的吃穿，奴隶的劳累而已。所以那时候都不以时代传位为重。而现在人民的生活能够矿不一样了。一个县令，即使他死了，他的子孙好几代还会有车坐。所以大家都十分看重，不轻易让掉县令的位置。这就是因为古今所得的利益多少不一样，权利地位的轻重不一样造成的。不能说古代帝王就有谦让的高尚品德，现在人争做官吏就是品德低下。这就是儒家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原因。

（2）韩非子从儒家的现实情况对其进行批判。“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其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故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五蠹》）从现实上，儒家不能实施其政策。韩非子还认为忠孝不能两全，孝则不忠，忠则不孝。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人们无法正确把握，会给人民以误导，让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到：“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缉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五蠹》）“鲁之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五蠹》）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儒家的确实有其为难的时候。这些时候会给人造成混乱，让人无所适从。因此，韩非子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了。

（3）“夫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这是说，圣人治国不是要每个人都自觉行善，而是着眼于大众不能做恶。在一国之中，能自觉行善的不超过十个人，但只要民众不做恶，国家就能够保持太平。君王治国，着眼在大多数，至于其他少数，无关宏旨；因此，要着力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因此，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他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也不需要象儒家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不需要靠君王的品德，以身作则，去影响和感召百姓。

韩非是法家学派，与儒家有着观念上的不同，儒家讲道德，仁义礼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法家将法律，有令必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于惩恶扬善法家有着明确的标准，而儒家只有道义的谴责，这是法家批判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