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担负过鲁国的中都宰、司寇、大司寇等职务，也曾在齐国做过官。他还曾是私人教师，并且创建了儒家学派。

历史名人的资料

在我的认识里，评价一个君主到底是暴君还是明君，要看他做的什么事来判断，亦或者是功大于过亦或者是过大于功来看待。

嬴政生活的年代是战国的末期，当时战国七雄之间彼此攻伐无度，最受苦的就是列国之中的百姓。周朝建立八百年的时间里，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攻打，由起初的几百个诸侯国，发展到最后变成七个诸侯国之间彼此攻打。

天下的百姓为此遭受了几百年的苦难，迫切的需要统一与安定，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上，嬴政站了出来，结束了战乱的局面，建立了天下一统的大秦帝国。

这一项功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纯就这项功绩来看，足以震古烁今。在后期国家的治理方面，嬴政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车轮，统一了度量衡，确立了郡县制。这些成就哪怕是现在我们仍在受益。华夏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虽然方言不同，但文字却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文化的沟通与传承，在这一方面来看，嬴政是有万世之功勋的。

除此之外，他派蒙恬率军队驱逐北部匈奴，匈奴因此不敢南下牧马，然后修建万里长城，给中原地区相当于修建了一个依托，极大程度地保护了国家的安宁。虽然后世在诟病嬴政用民无度，但现实是他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又太少了。

南征百越，即便是中原有难，百越大军不得回防，这才让刘邦项羽等人有了丝丝的机会，一群骊山囚徒就能把他们打成那样，如果大秦锐士出击，项羽等人的杂牌军早就没有了一丝丝机会。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秦始皇的功劳绝对大过他的过错，在我看来，修皇陵确实奢侈了一些，但正因为如此，还给我们留下了足以震慑世人的秦兵马俑。

总之我认为，秦始皇算是个明君。

孔子一生为何有三次大怒？

孔子当时担任鲁国大司寇（最高法院院长）和代理首相，依照周礼诛杀鲁少正卯（厅级）。荀子记载：孔子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并兼国相的职位......于是孔子开始执政，才七天就诛杀了大夫少正卯，并下令曝尸三天。子贡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而您刚执政就下列诛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天下有五种比窃盗杀人还严重的罪恶：第一是内心险恶却深藏不露；第二是行为乖张而意志坚定；第三是言论偏颇却辩才无碍；第四是认知邪恶而学识广博；第五是对作恶的人广施恩泽。这五大罪恶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样，都应该诛杀，更何况少正卯是五种都有，少正卯以邪恶的言论蛊惑大众，聚集各方罪恶的事例为他私人所用，是标准的奸雄，如果不早日除去，将会成为鲁国的大患。以前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姜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而邪心相同，不可以不诛杀。诗经里说：‘忧心悄悄然，为群小所怒。’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忧虑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巨大的权势，也没有巨大的财富，更没有像宗教家那样建立组织去控制教徒的思想和行为。但是这个人却依靠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格赢得了弟子们的衷心爱戴。这个人就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晚期的鲁国人。他的修养是极好的，待人接物都是圣人风范。但是您知道吗？他也会发怒，孔子在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对自己的弟子发怒。孔子为什么发怒呢？我们不妨探寻一下究竟。一、孔子对冉求发怒孔子晚年归鲁之后，他的弟子冉求做了鲁国的执政季氏的总管。鲁哀公11年，也就是公元前484年，面对鲁国内忧外患的形势，季氏决心以此为借口加大增加财政收入的力度，准备把田税从原来的10%左右增加1倍，达到20%的程度。其实，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等三家大夫拥有巨大的财力，可是他们是不肯让自己受到削弱的。税率的提高不仅将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全部落在普通民众的身上，而且还会间接提高三桓的财富。为了能让增税的计划得到顺利的贯彻和落实，季康子派冉求去向孔子请教，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对鲁国的舆论有重要影响的孔子的支持。据《左传》的记载，冉求连问了三次，孔子都说自己不懂赋税问题，没有回答。冉求一看完不成季康子交给自己争取孔子支持的任务，便说：“您是鲁国的国老，整个国家都希望得到您的意见，以便去实行，您怎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坚决不肯说出支持意见。事后，在私下里，孔子对冉求说：“你们订了计划，要将税收提高1倍。

10%的税率自周公之后已经实行了许多年，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比较合理的税率，如果你们想知道正确的意见，那按照周公成型的历史经验去做就是了，如果你们不想遵从周公的遗教，一心想提高税率那又何必来问我呢。”孔子同时还说出了一个从政者的重要做事原则：“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见《左传》）第二年，也就是鲁哀公12年，即公元前483年，季氏实行了新的税率，冉求推行新政极为卖力，不仅在国内搞的百姓们怨声载道，而且三桓家族的财富进一步积聚。孔子对冉求的态度非常生气，他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见《伦语》）”冉求听到孔子的愤怒之后，觉得非常委屈，连忙跑来辩解，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您的主张，可是我不是决策者，没有实行您的主张的能力。”孔子说：“没有这个能力的人会停下来不再违心地去做，可是你呢，却为季氏卖力地谋划。”孔子对冉求之怒，是怒他对君臣关系的错误理解，当上级决策错误的时候，下级虽然没有能力去改变，但是不能阿意去做。

二、孔子对曾参发怒曾参也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他比孔子小46岁。曾参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孝行广泛地流传于后世。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在舞雩台上对孔子表达自己的充满浪漫和自由的人生理想的人——曾皙。一次，子路、曾晢、冉有和公西华陪坐在孔子身边。孔子说，我们大家何不谈谈自己的理想呢，于是子路说了，公西华也说了，他们说的都是从政的事类。在他们说的时候，曾皙就在那里弹琴，轮到他说的时候，他说，我的理想与别人不同，我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就是说，到了春末时节，穿上舒适的衣服，和几个大人，再加上几个小孩，许多人一起去河里游泳，游完了就在舞雩台上风干，然后唱着歌回家。曾皙的这个理想不仅感动了孔子，也感动了后世的许多人，甚至被看作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一种理想。但是，人的性格通常有许多的侧面，比如曾皙，他的脾气就非常暴躁。古人说，曾参事父，如事严君。一天，曾参和父亲在一起干农活，为瓜地锄草。曾参不小心就将瓜秧锄断了。曾皙一看，勃然大怒，拿起一根大棒子，跑着向曾参打来。见到父亲生气，曾参没有跑，等着挨打。结果一棒子打在后背，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见到儿子倒地，曾皙也有些后悔，盛怒之下失手，打坏了可怎么办呢。众人都赶过来帮忙。过了一会，曾参醒了，站起来到父亲身边认错，他诚肯地说：“儿子得罪了父亲，以至于您用那么大的力气来教导我，没累坏您的身子吧。”曾皙也不知说什么好，面有愧色，而且担心儿子的身体。众人赶紧把曾参扶到自己的房间。为了打消父亲的担心，表明身体没有受到伤害，曾参便弹起琴来，好让父亲听到他没有问题。在大家一致称赞曾参孝行的时候，孔子却发怒了，他对弟子们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我的门。曾参一听到孔子这样说，反复想自己的行为，觉得并无错误之处，就请师兄弟来向孔子请教，为什么夫子要这样呢。孔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听过舜帝的故事吗？他的父亲待他非常不好。但是如果父亲有事，舜帝一定及时地在旁边效劳，可是当舜帝的父亲要加害他的时候，却从来都找不到他。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的父亲不陷入杀子的‘不父’之罪，而自己也不失去孝行。现在曾参见到他的父亲拿起大棒来打他，却不跑掉，万一打坏了，这不是要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不父’不慈的境地吗？所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啊。”这番话让曾参折服，他赶快来到孔子这里承认错误。孔子对曾参之怒，是怒他对父子关系的错误理解，当父亲不对的时候，儿子不能委身去迎合，如果因此而使父亲犯了“不父”的大错，那就更不是孝行。

三、孔子对子路发怒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曾得过一次重病，好些日子病情都不见好转。关于此事，伦语中有两则文字提到。《伦语》述而第七篇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伦语》子罕第九篇又有一段记载：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家臣，是春秋时大夫职级的人所具有的下属。孔子重病期间，他并不是正在大夫的官职岗位上，所以不能有家臣。出于对孔子的尊崇和爱护，子路将跟从的门人弟子组织起来，作为孔子的家臣，为孔子预备后事。孔子发怒，严厉批评了子路的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他与其死在家臣手里，还不如死在自己的学生手里。死在自己的学生手里，孔子觉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孔子对子路之怒，是怒他对师生关系的错误理解，师生关系应该更接近于互相支撑和扶持的朋友关系，而不能更接近于君臣的关系，搞什么师道尊严。 以上三次发怒，孔子均是针对较为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也为后人理解和研究孔子的思想留下了具体的事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是为不孝。”这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绝不是孔子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孟子或者荀子的思想。让臣死的君，哪有资格做领导？让子死的父，哪有资格做父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虎毒不食子。”如果有人不信，我们不妨翻下《荀子》，《荀子》子道第二十九篇有这样一段话：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阿杕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