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要对手。项羽的美称是“西楚霸王”，这是由于他曾统治过中国西部的楚地，并且被人们尊称为“霸王”。他也被称为“项庄”、“项王”等。

三国演义中人物的绰号？

刘备 字：玄德绰号：织席小儿

关羽 字：原叫长生，后改为云长 绰号：美髯公

张飞 字：翼德绰号：猛张飞

赵云 字：子龙绰号：白衣将军 万人敌

诸葛亮 字：孔明 绰号：鬼才

黄忠： 字：汉升 绰号：神箭手

吕布 字：奉先 绰号：猛虎

孙权 字：仲谋 绰号：紫髯小儿

扩展资料

1、刘备简介：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221年—223年在位），又称先主，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

2、关羽简介：

关羽（160－220年），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生擒，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

3、张飞简介：

张飞（约166-221）字益德（《三国演义》作翼德），幽州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氏，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因其勇武过人，而与关羽并称为“万人敌”。

4、赵云简介：

赵云（？－229年），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白马将军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七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

5、孙权简介：

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三国时代孙吴的建立者（229年－252年在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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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屈原 、、 项羽的史料、、或写作材料

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补注：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补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记载，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它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时期的外交

春秋以来，许多小国经过长期的战争，逐渐被大国吞并。到前403年左右，形成了七个大国〈燕、赵、魏、韩、齐、楚、秦〉并立争雄的局面。这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221年），历史上把这180多年叫做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各国间斗争激烈，攻伐连年，政局动荡。诗人屈原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战国后期。战国七雄的实力并不平衡，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人，实力不断消长。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国实行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曾一度强盛过。魏国经李悝变法，还曾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可惜他们的改革不彻底，又加上所处地势不利，很快又衰落了。燕国处在偏僻的北方一角，努力开拓东北的疆域。经过燕王哙的禅让，也算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充分地完成，所以“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只是受到战祸较少，还能偏安一方而已。剩下齐、楚、秦三国，开始还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以后，努力增加生产，鼓励人民战斗情绪，十年之后，国富民强，连年攻击各国，成为其他六国的严重威胁。由于秦的强大，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已不是敌手。于是有一批策士提出了“合纵”的主张，就是从燕到楚，南北六国联合成一条纵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主张合纵的代表人物叫苏秦，前334年，他说动了燕文侯，资助他游说六国，建立起合纵组织。前318年，苏秦约纵六国攻秦，楚怀王曾为纵长，可惜被打败了。与此对立的，秦国也组织一批策士提出了“连横”的主张，就是西方的秦国与东方六国中的某一国家结成联盟，形成一条东西向的横线来攻击另一个国家。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前328年，张仪为秦相，推行连横政策，很有成效。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七国争雄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合纵连横的斗争。

[编辑] 楚国的外交

在秦、楚、齐三国中，秦和楚又是最有可能统一六国的国家，而且秦占优势。所以楚国只有和齐国联合，才能和秦国相对抗。而秦只有破坏了齐楚联盟，才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实现她统一六国的大业。这就是屈原所处时代楚国的外交形势；就楚国内政方面来说，要想富国强兵，战胜秦国，就一定要加强法治，限制贵族特权，举贤授能，发展经济实力。屈原提倡变法，反对腐败的贵族统治；主张合纵，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从战国七雄争霸的形势出发，符合楚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方针。

[编辑] 屈原初任左徒

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

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目光短浅，妒贤害能，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却把国家的长远利益置之脑后。可是他们的权势很大，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昏愦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编辑] 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财宝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9]”可是利令智昏的楚怀王不以为然，听信了张仪的鬼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砖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愚蠢的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10]”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11]”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编辑] 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编辑] 以诗歌抒发心情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项羽（前232年－前202年），姓项名籍，字羽，古代中国著名将领及政治人物，秦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秦末时被楚怀王芈(读音mǐ)心（又名熊心）封为鲁公，在前207年的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中统率楚军大破秦军，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统治黄河及长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后在楚汉战争中为汉高祖刘邦所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而死。

项羽武勇天下无敌，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勇猛的将领，“霸王”一词，专指项羽。

少有大志

《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其叔父项梁因此不满他，羽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教他兵法，但项羽略知大意以后，便不肯全部学完。

后来项梁因为杀了人，连同项羽逃亡到吴中（今江苏南部）躲避仇人。秦始皇巡游会稽（郡治在今江苏苏州）时，项羽跟项梁一起旁观皇帝出巡，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急掩其口，从此对项羽另眼相看。

[编辑] 起兵反秦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到了九月，会稽守殷通打算反秦，找项梁商议，但项梁和项羽杀了殷通（初项梁起兵，率领项羽进入会稽守公堂，待试探会稽守无意谋反[来源请求]，项羽便拔剑相向，史书记载当时项羽力搏，或杀了数十到一百人左右），自行举兵反秦，不久便召集了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为会稽守，项羽则任裨将。

后来项梁率领八千人渡过长江，得到一些反秦军队的归附，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进驻下邳。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在民间找到楚怀王嫡孙芈心，立他为楚王，仍号楚怀王，以争取楚地民心。

[编辑] 巨鹿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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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后来在定陶之战中被秦将章邯杀死，章邯其后率军攻赵，大败赵军，赵王赵歇退至巨鹿（又名巨鹿）。楚怀王自定陶之败后迁至彭城，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并封项羽为鲁公。

宋义军到达安阳后停止前进，在当地停留了四十六日。项羽建议进兵，但宋义不接纳，项羽便杀了宋义，楚军诸将不敢反抗项羽，拥立羽为假上将军。项羽派人禀报怀王，怀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前207年，项羽进兵巨鹿，项羽命令部下在渡河后砸碎锅子与凿沉船只，意谓不得胜就死，后世称之为“破釜沉舟”，意谓决一死战的意思。最后项羽九战九胜，以属下二万余人大破秦军三十万。其他反秦诸侯军望风归附，项羽辕门召见时，全部吓得跪行，无一敢抬头看项羽。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为各路诸侯军队的统帅。

秦将章邯其后率所部向项羽投降，项羽担心降兵可能生变，于是命楚军在一夜间在新安城南杀掉秦降兵二十余万人，但却没有杀死仇人章邯、秦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翳。

[编辑] 进入关中

项羽继续向关中进军，但沛公刘邦已经抢先一步占领秦都咸阳，刘邦的部下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当时项羽统率四十万军队，而刘邦只得十万人。范增游说项羽铲除刘邦，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但席间没有杀他，刘邦平安离去，后世称此宴为“鸿门宴”。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杀秦降皇子婴，烧秦宫室。

[编辑] 自立为王

这时有人劝说项羽留驻关中，可成就霸业，但项羽没有留在关中的打算，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之后，项羽尊怀王为楚义帝，仗著灭秦功高，另行分封天下。他把原来六国的土地封给有功的部下和其他反秦军将领，而将六国的国王封到偏远地带；又违背与怀王之约，把原本应为刘邦所有的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将刘邦封到汉中当汉王。项羽则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梁楚九郡，定都彭城。这些不当的分封措施，使得一些人对项羽不服，埋下了日后项羽多面受敌，因而失败的种子。

项羽不久把义帝徙至长沙郴县，暗中命人在半途杀死他。同年田荣起兵自立为齐王，又派兵支援陈余击败常山王张耳，陈余复立代王赵歇为赵王。

[编辑] 楚汉战争

主条目：楚汉战争

前206年，汉王刘邦出兵占领关中，项羽因在齐地用兵，没有全力攻击刘邦。前205年，汉军趁此机会联合五国诸侯军队共五十六万人攻楚，占领彭城，项羽闻讯自齐地率三万精兵回救，大败汉军，汉军损失数十万人，睢水中的尸体甚至堵住了江流，刘邦侥幸逃脱。

项羽率兵向西追击，汉军坚守荥阳，令楚军无法再向西前进。前204年，荥阳危急，汉将纪信扮成刘邦出城投降，刘邦趁机西逃，项羽知道中计后大怒，烧死纪信，楚军不久攻占荥阳。

此后楚汉两军在今河南省地区成拉锯局面，然而韩信所率汉军在黄河以北地区屡胜，彭越也率领部众在楚军后方攻击，形势开始对项羽不利。

前203年，楚汉议和，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归汉，东归楚。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不久背约，出兵攻楚。刘邦约定韩信及彭越合击项羽，可是二人却按兵不动，结果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刘邦一方面固守，另一方面以事成后裂土封王利诱韩信及彭越出兵，终于使他们带兵会合刘邦。

[编辑] 乌江自刎

前202年初，汉军三方共四十万在垓下以十面埋伏之势围住项羽军队，并让士兵以楚地方言唱歌，让项羽军误以为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汉军掌握。这“四面楚歌”之计，使项羽的军队军心涣散。不久，楚军粮尽，兵员大减，项羽和他宠幸的虞姬在此际唱出了著名的《垓下歌》后，项羽率精锐骑兵决定突围。

项羽率八百余人突围，汉军以五千骑兵紧追不舍。渡过淮水以后，项羽的骑兵只剩下百多人。项羽在阴陵迷路，向路边的农夫问路，农夫谎报路径，使项羽军迷失在大泽当中。

项羽到达东城时只剩28骑，被汉军骑兵追至。项羽思量自己不能脱身，于是对部下表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并非是自己作战不力的责任，然后带领自己的骑兵突击，杀死了汉军的一个将领，汉军的骑将“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由于项羽把骑兵分成三队，汉军不知道项羽真正的位置，只能分散军队包围。项羽又突然冲下去，杀死了汉军的一个都尉，杀伤近百人，自己的二十八人只损失两个，以此作为自己强悍战斗力的证明。

项羽退至乌江，乌江亭长预备了船给他渡江，但项羽说他以前带领江东子弟八千渡江，如今竟无一人可以回来，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所以不肯渡江。项羽命令士兵全部下马步战，最后楚军全部战死，项羽独自力战汉军，杀数百人，但也受了几十处伤。这时他看到老朋友吕马童，便说“听说汉用千金、万户侯买我的人头，我就做个人情给你吧”，然后自刎而死。项羽的尸体为吕马童等五人所得，他们各自得到奖赏。项羽死后，西楚其余地方皆向汉投降，汉王在谷城以鲁公礼安葬项羽。

[编辑] 评价

《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书中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仍然把项羽的传记列为本纪，与历代中国最高统治者平级，是唯一一个享此殊荣而无帝王（皇后）头衔的人。

项羽的主要军事对手韩信曾批评项羽为：遇强则霸的匹夫之勇，和遇弱则怜的妇人之仁。既不能任用贤能将帅，又曾迁逐义帝，用兵赶尽杀绝。虽名为霸王，其实民心尽失。

唐代才子杜牧有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北宋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在《题乌江亭》说：“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诗赞云：“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有词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项羽战败的三个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刘邦；机械遵守鸿沟协定；以及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

[编辑] 文化影响

项羽的武勇和其个性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项羽性格刚烈，甚至刚愎自用，最终落得失败的下场。但他宁死不愿愧对江东父老，和他与虞姬悲壮美丽的爱情，也为历代追思，是“霸王”一词的专属者。

三国时代的勇将、东吴势力的奠基人孙策因为武力过人，英勇异常，被人美称为“小霸王”。

中国传统戏曲中多有与项羽有关的内容。如近代京剧中有名剧霸王别姬。